2018年年底,律师周玲发现,自己排在ofo退押金队伍的1200余万位。因为感到排队退钱无望,她想要以仲裁的方式追回押金。这时朋友黄莉莎律师提议,不如通过申请ofo破产追回押金。
这一想法最终得到了周玲的认同。2019年1月23日,周玲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邮寄了申请材料。
7月18日上午,周玲在海淀法院历时10分钟时间,收到了ofo退回的199元押金。等待的6个月时间里,周玲花费了一次EMS邮寄费用,两次跑到海淀法院的地铁钱,共计34元。
在法庭上,ofo代理人表示,从去年冬天至今,ofo已经退还200多万个用户的押金。
每日人物了解到,目前仍有约1600万人在等待退押金中。照此计算,ofo若要还清所有用户的押金,大约需要5年零8个月。此前,部分媒体给出的实测数据是12年。
周玲律师的ofo退押金排名(受访者供图)
发现199元押金没退,用破产申请追债
2018年12月4日,ofo创始人兼CEO戴威被执行“限制消费令”后,ofo发生了挤压性退押金。
当月月底,周玲发现,自己有199元的ofo单车押金未退。提交退款申请后,系统显示她排在退押金队伍的第1200万位。
周玲测算了下,如果通过排队拿回押金,ofo至少要先还清排在她之前1200万人的押金,这个数额约是12-24亿元。
周玲一开始想要通过仲裁拿回押金,但她从事法律工作七年,知道仲裁费较为昂贵,仲裁所需要的时间也较长。
通过破产申请追债的想法,来自周玲曾经的同事黄莉莎律师。
黄莉莎律师平时主要负责房地产诉讼与刑事案件。在成为律师之前,曾在司法界已有五年法官与三年检察官经验,近两年成为律师。
黄莉莎告诉每日人物,自己一直对破产程序有较多接触,早有“用破产申请追债”的想法。
2018年12月22日,律所购买了一些视频课程,其中一位女法官提到了“假破产真逼债”的操作,这再次激起了黄莉莎“用破产申请追债”的想法。
随后周玲与黄莉莎讨论起ofo押金问题,黄莉莎于是提议,可以用申请破产的方法讨回押金。这个想法最终得到周玲的同意。
2019年1月23日,周玲写好破产申请书,准备好证据材料,并邮寄到了ofo的管辖所在地法院,海淀法院。
4月28日, 周玲与黄莉莎接到庭审通知后,来到海淀法庭。在法庭上,黄莉莎作为周玲的代理律师向法官表示,只要拿回押金,就撤回申请。
根据二人事后在问答平台的文章显示,7月18日,周玲接到第二次庭审通知,来到海淀法院,这次ofo派出了公司的法务作为代理人参加庭审。
法官陈述了二人的申请事实与理由,并询问了几个相关问题后,ofo代理人当场要了周玲的支付宝账号,将199元押金退回给她。
周玲律师收到退款截图(受访者供图)
维权要先付6100元,法学生曾“硬磕”条款被驳回
在周玲“破产申请”成功向ofo追回199元押金前,并非没有人尝试过走其他的法律途径,但以失败告终。
2018年年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大四学生王子安通过ofo软件申请退回押金,但并未收到退款,客服电话也无法打通。王子安随后发现,自己也成了“排队退押金大军”中的一员,位居1400万名之后。
王子安准备通过诉讼讨回押金,此时他发现,当初签下的用户协议中有一条仲裁条款,发生任何纠纷,需要向ofo指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委)申请仲裁。
王子安认为,正是这条仲裁条款将1600余万用户拦在了维权门外。
贸仲委于1956年4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织设立,是世界上主要的常设商事仲裁机构之一。根据贸仲委官网介绍,国内案件申请仲裁,费用至少是6100元。
王子安很清楚,要申请仲裁讨回押金,ofo用户至少要先垫付6100元仲裁费。
在王子安看来,首先ofo在用户协议中对此条仲裁条款的标明,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显著”程度;其次垫付大笔的仲裁费,对于追讨押金的用户来说本就存在不小的障碍;而且,ofo已经经营困难,即便在仲裁程序中获胜,这笔垫付的钱事后也几乎不可能再被执行回ofo用户手里。
2019年1月14日,王子安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ofo用户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王子安收到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在受理申请后的两次谈话中,法官试图调解。王子安向每日人物表示,自己如果当时选择“见好就收”,也会大概率成功拿回押金,但他选择“硬磕”到底,坚持要求裁定该仲裁条款的有效性。
7月5日,北京市第四级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子安的申请。而申请所需的400元申请费,也由王子安缴纳。
相较于王子安申请裁定仲裁条款无效,周玲与黄莉莎的追债方式更为讨巧。
“申请破产可以跳过仲裁,而且不用交仲裁费,也不用交诉讼费。”“能退最好,不能的话,花199元参与到破产案件里,多划算。”事后,周玲和黄莉莎总结经验。
专业人士担忧:方法大量复制可能失灵
7月20日,王子安在问答平台看到文章后给周玲留了言,二人有意向开辟一个专栏,帮助大家申请ofo破产与请求确认仲裁条款有效性,一起“硬磕”到底。
周玲与王子安向每日人物透露,二人目前仍在商谈中,具体怎么写,怎么分工暂未定下。
对一起“硬磕”ofo的这种做法,黄莉莎抱有隐忧。她表示,用破产申请追债的人一旦多起来,可能会影响到法院的处理态度,要么ofo破产清算,要么法院一概以“滥用诉讼权利”为由驳回。
王子安抱有同样的担忧,“如果申请的人数过多,这些方法很可能会失灵。”
周玲表示,她不赞成太多人复制“申请破产追押金”的经验,认为法院大概率会驳回申请人的诉求。
周玲分析,首先ofo备受舆论关注,法院受理案件时需要承担较大压力;其次,ofo关系到诸多债权人,包括供货商与各物流商,以及1600万ofo用户,案件过程将十分复杂;而且受理多人申请将使法院工作量剧增;最后,政府可能也暂时不愿意看到ofo进入破产清算的局面。
周玲还说,普通用户准备破产申请材料时,可能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并且,破产申请受理后,用户需要到ofo的管辖法院参加庭审,这对于外地用户有较多不便之处。
三位专业人士均认为,破产申请的人数变多后,不排除ofo进入破产程序的可能性。ofo一旦进入破产清算,将很可能资不抵债,用户反而很难拿回押金。
退押难(图/新华社 徐骏)
周玲与王子安提到,“小鸣单车公益诉讼案”就是前车之鉴。
2019年3月,70多万用户押金无法归还,小鸣单车被广东省消委会起诉。这是全国第一起共享单车行业的公益诉讼。在法庭上,小鸣单车负责人关斌表示,公司只能选择破产清算。
2017年7月,小鸣单车拟委托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小鸣单车进行回收处置,按每辆车12元价格进行回收。
公开资料显示,小鸣单车累计在全国投放43万辆车,以此计算,即使全部投放的自行车都得到回收,小鸣单车也仅能回收500余万元,远不足以偿还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