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是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的儒家经典，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是《三礼》之首。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周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书名：周礼

别名：周官

作者：周公旦（周公）

类别：儒家经典

创作地点：洛阳明堂

历史时间：两汉之间

《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以人法天（天生万物，为而不害，人从天道则以人类为本）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1]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 ，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 ，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皇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昃，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魏书卷一○八之一志第一○》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春秋繁露卷第七》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周官》即《周礼》《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 ，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

有关《周礼》一书发现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传》 。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自《周礼》被今文学派诬为伪造，曾一度致使治中国古史者视为禁区，莫敢援引其说，这实在是一大冤案， 通过大量金文材料的证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益显现出来，《周礼》虽非西周的作品，更非周公所作，但其中确实保存有大量西周史料 。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周礼·夏官司马第四

周礼·秋官司寇第五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豕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简单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2]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后世影响上来看，西周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统治思想的核心，当然在其后的时代，礼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发生移转，从西周之时主要作为政治权力分配功能的原则，到汉代以后转变为社会生活层面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并未发生改变，反而得到巩固和强化，同时，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著名的大都城在城市布局上都体现了《周礼》的礼制思想，“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

中国封建社会盛期，最具有典范代表的都城——隋唐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布局严整、统一，充分体现出周代王城的布局特点。

明清北京城，在格局上恢复了传统的宗法礼制思想，使皇城在都城的中心，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

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国家势力扩展至东海。

1.周礼·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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