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它是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首都为江西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因反国民党政府围剿失败，故迫使其原江西瑞金政权迁至陕西延安政权，期间确立了正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名称人民共和国，且启用了去年正式确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和国徽旗为正式国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至陕北，首都由瑞金迁至陕西延安。

12月瓦窑堡会议后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制实已终结。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也正式编入国民政府旗下，之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也都是国民政府旗下的抗日部队。

中文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英文名：Chinese Soviet Republic

国歌：《国际歌》

货币：苏维埃币

所属洲：亚洲

国庆日：1931年11月7日

政体：苏维埃制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官方语言：汉语

首都：瑞金（1931-1935）、延安（1935-1937）

主要城市：瑞金、长汀、延安

时区：东八区

人口数量：约3000万（鼎盛时期）

人口密度：约75人/平方公里（鼎盛时期）

简称：苏区

国庆日：1931年11月7日

国家领袖：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副主席）

主要民族：汉族

国土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鼎盛时期）

终结日期：1937年9月6日

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国家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指导思想：共产主义

政权性质：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

政治制度：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对仗工整、大气磅礴的对联，出自80多年前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当年翻天覆地、如火如荼斗争情景的生动写照。川陕根据地，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地势险要，兵强马壮，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盛赞：川陕根据地“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进军川北开新局1932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经鄂北、豫西西进，于12月翻越风雪弥漫的大巴山，进军川北。至1933年2月，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开辟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成功开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充分利用了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四川境内数股军阀势力，矛盾重重，连年混战，互争雄长；他们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生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吞并他们的军队和地盘，硬是不让蒋介石入川帮忙。红四方面军顺利入川，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两种矛盾。二是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

开创根据地，建立落脚点，离不开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歼敌制胜，打开战局。经过极其艰难的西征转战，红四方面军虽仅保存了1.4万余人枪，但斗志旺盛、机动灵活，是连续打垮当面之敌的根本保障。三是川北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非常好，是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这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易守难攻。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的群众受到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战斗在当地的川东游击军、陕南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起了配合、支援的重要作用。总之，红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开辟川陕根据地，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红军解放通南巴后，乘川军反攻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展开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十一桩大事：1.分兵发动群众；2.开仓分粮，平分土地；3.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4.建立红色政权；5.建立群众组织；6.戒绝鸦片烟；7.组织任玮璋部起义；8.肃清反动分子；9.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10.发展陕南游击战争；11.扩大红军和建立地方武装。这一系列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发动群众。红军大都出身农民，到了川北老乡家里，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使广大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农民分得他们祖祖辈辈梦想的土地及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的苦难岁月，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由此，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实践证明，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能在川陕边界立足，而且能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来。创新战法制强敌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强大的国民党军拥有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弱小的红军在战略总体上处于防御地位。面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坚持积极防御方针，主动实施战略退却，适时转入战略反攻，遂行有利的战役决战。

1933年2月中旬至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方针，历时4个月，粉碎了四倍于己的四川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俘敌2.4万余人，缴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历经10个月艰苦作战，粉碎了川军“空全省之兵力”而进行的凶猛异常的“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获各种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四川军阀，陷入一片混乱，呈一蹶不振之势。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军事斗争，不同于以往的战法。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先是小规模的分散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袭敌扰敌，后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实行远距离的奔袭、奇袭，围点打援，声东击西，“飘忽”制敌。而在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则是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

红四方面军所以采取这种打法来实施必要的战略退却，实质上就是充分利用根据地内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以少数的兵力，劣势的装备，与优势的敌军“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战线拉长，孤军深入，进退失据，而后实施反攻，一举粉碎其围攻。这一作战方针，体现在兵力的使用上，也不再是一贯的集中兵力，而是适应川北的地形条件，首先实行“分兵把口”，独当一面，以必要的分散，达到消耗和疲劳敌人的目的，然后在收紧阵地过程中逐步达到兵力的高度集中，从而转入反攻制敌。红军反“围剿”，主要靠积极防御，但并不拒绝有利条件下的主动进攻。当敌处于战略防御时，红军通常以主力遂行外线的进攻作战，求歼敌之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33年8月至10月，乘川军新的围攻尚未就绪之机，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先后进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歼敌近2万人，缴获长短枪近1.2万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夺取了南部县境内的大片井盐产区，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缺乏食盐的严重困难，对打破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曾中生，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川军这个新对手和四川的山地特点，写就《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强调因地制宜，利用地形，供部队学习作战。不久，他遭受张国焘打击报复，被免职关押。尽管失去了自由，他仍心系红军作战，奋笔写下《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这篇论著，“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文献，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该书由西北军委会印发红四方面军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扩编整军迎高峰红军是根据地的支柱，根据地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的基础。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曾发展到4万余人。

此后，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和西征中遭受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在入川时仅剩1.4万余人，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力量最薄弱的时期。随着川陕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红四方面军迅速扩编整军，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根据地得到巩固，面积扩大到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余万。根据地内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土地革命深入进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红四方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

1933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以原有的第10师、第12师、第11师、第73师为基础，依次扩编为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各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也以原来各师的领导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此外，各军还直辖有医院、修械所、担架营及一个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等分队的特务营和一个迫击炮连。整个红四方面军达到4万余人。这次扩编，采取由地方武装、赤卫队向主力红军升级为主的办法，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装，既较好地保证了扩兵的质量，也便于以老带新，迅速提高战斗力。部队扩编完毕，各就各位，便转入为期3个月的军政训练。

这是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11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练兵运动，经过整训，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面貌一新。迅猛的扩军，使得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十分年轻。军师两级干部二十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的干部虽然年岁不大，但来自工农，来自基层，来自枪林弹雨，具备比较丰富的实战、训练、带兵经验，而且富有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生龙活虎，一往无前。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拥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8座县城，建立了20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此，形成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在作战胜利和根据地发展的鼓舞下，广大群众更加踊跃参加红军。

到1933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各军除第31军尚缺一个团外，均按照三三制的编制补齐，共计有12个师，35个团，约7万人。宣达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和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1万余人的川东游击军编入红四方面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此外，川陕根据地地方武装除补充主力红军外，尚有1.5万余人，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达数十万人。经过战火的锻炼，根据地军民作战经验更加丰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于1935年3月底至4月21日进行了嘉陵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在战役期间，张国焘悲观估计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很快会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遂命令红四方面军后方部队和川陕根据地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全部撤出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至4月下旬，川军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区并封锁了嘉陵江。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在红军接连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被张国焘白白葬送了。

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特别是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扩大到中国西部，唤醒川陕边劳苦大众投身土地革命的洪流，空前壮大了红四方面军，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蓄积了走向胜利的巨大能量。[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

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具体来说：

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叛乱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严密封锁、积极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国家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央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的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到：“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

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1934年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在中国前面放着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是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每一个中国的民众都会了解，国民党在南京四中全会上所叫喊着的“统一与建设”的真正意义。国民党的“统一”是指借助平定共产主义叛乱消灭反动主义军阀进而统一全中国，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

国民党的建设”，是指在东南沿海的地区推行新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国民党曾经有计划的企图把卖国的罪名推到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身上。然而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历次宣言，在全中国任何武装部队在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并给广大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与武装的自由的条件之下，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然而国民党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宣言的回答，是更其加紧的出卖中国，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新的借款与武器，向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进攻。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挽救中国于沦亡，使全中国民众得到澈底的解放。苏维埃政权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把八小时工作与工人监督生产权给工人，把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给民众，把民族的解放给所有被压迫的中国人与中国境内弱小民族。自第一次全苏大会，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措施，充分证明苏维埃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它在全守国民众前面清楚的指出：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的唯一的道路。

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第三党，社会民主党，AB团，一直到托陈取消派，在福建曾经进行了在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中间找出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是完全失败了。这些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曾经在福建企图拿一些“左”的革命的词句，来欺骗民众，阻止民众革命化，用更巧妙的方法来维持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铁的事实完全粉碎了一切改良主义者的幻想，宣告了他们的死刑。不到二个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给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以最深刻的讽刺！

全中国的民众们：同国民党的五次戡乱剿匪的新的决战，是在我们的前面。这是一个残酷的决斗，这是决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生死的斗争。动员与组织全中国民众的力量，造成坚强的铁的拳头，来澈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新的大举进攻，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伪苏维埃新中国，是我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开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兵变，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来响应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苏区的劳苦民众用一切力量，扩大我们的工农红军，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健全我们的赤少队与地方武装，为保卫苏区的每寸领土，为发展与巩固苏区而斗争，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服从于革命战争，把我们的一切供献给革命战争，我们必然是要胜利的！

根据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额不超过585人，其全体会议每6个月召开一次。

1932年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的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由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组成的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注：另一说为“于10月21日自雩都启程”）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的罗山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由川陕苏区的苍溪启程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苏区的桑植刘家坪出发其中：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20,000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长征行程8,000多里；只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行程才是25,000里。

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省级行政区划：江西省（1930-1935）|闽赣省（1933-1935）|粤赣省（1933-1934）|福建省（1932-1935）|赣南省（1934-1935）|湘赣省（1931-1937）|湖南省（1930-1931，共和国成立前）→湘鄂赣省（1931-1937）|赣东北省（1931-1932）→闽浙赣省（1932-1935）|鄂豫边省（1932）|湘鄂川黔省（1934-1936）|鄂豫皖省（1932-1934）|湘鄂西省（1931-1932）|川陕省（1933-1935）→川康省（1935）→四川省（1936）|川滇黔省（1936）|甘肃省（1936）|陕甘晋省（1935）|陕北省（1935-1937）|陕甘省（1935-1936）→陕甘宁省（1936-1937）

直辖县：瑞京县|西江县（1934年起）|长胜县（1934年起）|太雷县（1934年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宪法全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冶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馀，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乎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井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歌：《国际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了独立的货币，名字是苏维埃币，简称苏币。

瑞金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国军集聚往返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当时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巩固，基础坚实可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宪法大纲》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些基本任务主要有：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工农、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实现土地国有；推翻与外国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中国胜利，参加革命战争的权利只属于工农劳苦民众；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实行绝对政教分离原则；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

农钿朱克盛李生保滕代远罗荣桓蔡畅黄长娇罗元杰谢学连刘列珠范乐春黎莲秀赖荣光王孚善曾昭明胡美水冷仪张炳如邹芳禧董必武王秀康保贵吕广运邓先钊刘传家王汉章殷松瑞叶胜芳张标刘进文庐同好张振芳项英吴秀英丘荣光

1934年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撤离瑞金，在原中央苏区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抵达陕北后，临时中央政府迁至陕西保安，1937年1月迁至延安。

1935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不再出现。

1937年8月2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瑞金是红色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共和国元勋成长的摇篮。新中国第一、二代大多数领导人，开国元帅中的9位，开国大将中的8位，以及1966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中的35位上将、114位中将和440位少将，当年也都在瑞金战斗、工作、生活过。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朱德

周恩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邓小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项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王稼祥

邓发

何叔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林伯渠

曾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任弼时

林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彭德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刘少奇

陈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瞿秋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张闻天（洛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陈潭秋

张鼎丞

谢觉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董必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陈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刘伯承

王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杨尚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方志敏

贺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阮啸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罗瑞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梁柏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邓子恢

博古（秦邦宪）

李德（奥托·布劳恩）

王明

主席：朱德（1931.11.25-1936.12.7）毛泽东（1936.12.7-1937.8.22）

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第一届）

周恩来王稼祥

（第二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先后建立了军级番号的红军部队有35个（若算上先后授予同一个番号的军级部队，这个数字更大），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才全部集中中国北方的陕甘宁边区，但此时南方八省仍有为数上万人的红军游击队分散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番号从此撤销。但是并不代表红军就此消失，仍有几支红军游击队改编较晚，甚至有拒绝改编的。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回顾我们党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业绩，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意义。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道路，是我们党总结血的教训，进行不懈探索，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我们党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也到井冈山会师。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相继建立了赣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红一、红三军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建设中，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步。所有这些，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重要的鼓舞和示范作用。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平叛”，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同志为主席。

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由于后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在国民党重兵的第五次“围剿”中，革命力量和根据地受到巨大的损失。在长征途中，我们党经过对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和深刻反思，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党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党正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回顾党的创业历史，就是为了认真汲取其中的宝贵经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领导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也是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领导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革命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的中国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正因为我们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和革命政权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有这样一首革命历史歌谣，被老区人民广为传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当时在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以及为发扬这种好风气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我们的物质技术条件同那时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扬不畏艰险，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

同志们，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温故知新，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示，获得力量。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4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艰苦创业的伟大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业绩，就是要结合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里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只能靠我们党自己在革命实践中进行艰苦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革命实际条件下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逐步探索并成功开创出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习近平指出，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习近平强调，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回顾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非同寻常；展望未来的征途，前景光明、任重道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新的实际认真学习和运用当年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教育共产党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