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国家吏治腐化，官员贪污妄行。以致民生凋敝，冤案横生。但普通民众无权无势，有苦难说，有冤难申，下面看一下，清朝四大冤案。而刺马案则为四大奇案之首。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相争论。

中文名：清朝4大奇案

发生地点：中国

主要人员：杨月楼、杨乃武、张汶祥

朝代：清朝

主要内容：名伶杨月楼案、太原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汶祥刺马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

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痴情贞烈的小姐，忠义聪慧的丫头，再加上案情之中令人惊绝的机缘巧合，实在堪称奇案。事情的缘由起自于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太原巨富张百万嫌弃家道中落的未婚女婿曹文璜，而将次女玉珠另许姚家，但痴情的玉珠小姐宁死不从，在丫环秀香的帮助下与曹文璜私奔于嫁前夕，准备投靠曹家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砥节。

二人出城前在豆浆店歇息时，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与代步。第二天，张百万带领家丁前往长女金珠家找寻玉珠，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有口难言的金珠只得任由他们将衣柜抬回张府，撬开锁具，却发现里面原来是个已被闷死的偷情和尚。为了搪塞姚家，张百万谎称玉珠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从昏迷中苏醒，逃出张府，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衫返回崇善寺，途中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弃尸水井。

接连接到和尚命案和张百万家走尸的报案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居民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的杨重民认定莫老汉为杀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

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事又凑巧，交城县令陈砥节就在此时被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冤情昭雪，有情人终成眷属。前几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曾将此案拍摄成五集电视连续剧，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曾播放。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月，浙江省余杭县所在地余杭镇发生一起命案，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知县刘锡彤怀疑本县举人杨乃武诱奸葛品连之妻毕秀姑，毒毙葛品连，对杨乃武与毕秀姑重刑逼供，断结为“谋夫夺妇”罪，上报杭州府衙和浙江省署。杭州府与浙江省也照原拟断结，上报刑部。后经杨乃武之姐杨淑英二次京控，惊动朝廷中一批主持正义的官员，联名上诉。朝廷下旨，由刑部开棺验尸，才真相大白，冤案昭雪。

杨乃武，余杭人氏，居住余杭镇县前街澄清巷口。清同治十二年八月中了举人，时年33岁。他为人耿直，好管不平之事出有因，与余杭知县刘锡彤积怨颇深。

当时，镇上有一漂亮姑娘名叫毕秀姑，因常穿绿衣白裙，街坊唤她外号“小白菜”。她18岁那年与葛品连成亲，租住杨乃武家的后屋一间，两家相处和谐，毕秀姑常到杨家聊天吃饭，杨乃武教毕秀姑识字经。街坊中好事之徒便传言“羊（杨）吃小白菜”。葛品连心中怀疑，遂搬出杨家，移住太平弄口。

十月初七日，葛品连身发寒热，膝上红肿，毕秀姑劝他在家休息，葛品连不听，又去豆腐店帮工。初九日早晨回家时，畏寒发抖，喉中痰响，口吐白沫，至晚身死。至初十日夜间，尸身发变，口鼻有淡血水流出。其义母冯许氏怀疑他中毒。其母葛喻氏遂以其子死因不明，告之县衙，恳求相验。

知县刘锡彤素与杨乃武有隙，闻告后，怀疑杨乃武与毕秀姑谋毒，亲率衙役，仵作前往验尸。时正午刻，死者皮色淡青，肚腹有浮皮疹疱。仵作沈祥见口鼻内存血水流入眼耳，认作“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咽喉有青黑物，认为服毒致死。刘锡彤将毕秀姑带回县署审问，供不知情。次日动刑逼供，一连三拶（挟手指的刑具），毕秀姑受刑不过，诬称与杨乃武私通，初五日授与砒毒，谋杀亲夫。

刘锡彤即传杨乃武对质。杨乃武不认，怒斥知县诬陷。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不便动刑。刘锡彤遂申请上司请其举人斥革，然后对杨乃武动刑，杨被迫诬服。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就将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详报杭州府。杭州知府陈鲁听信知县之言，对杨乃武滥施酷刑。杨被迫混供。

说是初三日以毒鼠为名，在仓前钱宝生药铺买红砒四十文，交葛毕氏。为补齐钱宝生卖砒的旁证材料，刘锡彤回余杭传讯钱宝生核查，钱宝生供称自己名唤钱坦，没有用过钱宝生的名字，爱仁堂是小药铺，没有卖过砒霜。县衙师爷陈湖对钱宝生威胁利诱，又请任县衙训导的仓前人章浚致函钱宝生，嘱其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不承认，有杨乃武供词为凭，要加重治罪。钱宝生才作了伪证，出具卖砒文书。

杭州知府陈鲁见三证已齐，上报浙江巡抚杨昌睿。杨昌睿认为案情确实，依原拟“谋夫夺妇”罪断结，上报刑部批复执行。杨乃武在狱中写下诉状，由胞姐杨淑英带出，会同其其妻詹彩凤，上京向都察院控告，结果被都來臫頭筿察院押送回浙。第一次京控失败，杨淑英去找杨乃武在杭州的同学吴以同。当时吴以同在胡雪岩家任西席，正巧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丁忧期满回京，途经杭州，胡雪岩为他饯行。席间，吴以同说及杨乃武之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相机进言。

九月，杨淑英与詹彩凤二上北京，夏同善介绍他们遍叩浙籍在京官员30余人，并向刑部投递冤状。夏同善又联络军机大臣翁同龢，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太后。清廷下谕，派礼部侍郎胡瑞澜（时兼任浙江学政）为钦差，在杭州复审。浙江巡抚扬昌睿调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随同审理。审讯时，杨乃武与毕秀姑翻供，即用大刑，把杨乃武两腿夹折、毕秀姑十指拶脱。杨、毕两人在重刑之下，再度诬服。

十月十八日，胡瑞澜将案情报刑部，刑部详细研究，发现情节多存不合，奏请朝廷。又令胡瑞澜重审，谕明不得用刑。杨乃武死翻供。证人钱宝生已病故，无法定之谳。

十二月，浙江士绅吴以同、汪树屏等三十余人联合上告，请求将人犯解京审讯，以释群疑。夏同善等京官多次在慈禧太后前为此案说话。朝廷下旨，责令杨昌睿将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押运到京。刘锡彤也解任同行。光绪二年十二月，刑部大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杨乃武剖辩案发经过，否认通奸谋毒之事，毕秀姑口呼冤枉，照实直说。又审问尸亲及证人，提审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爱仁堂药铺伙计等人，都供出真情。接着，开棺验尸，确属病死，并非中毒。蒙冤三年多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二月十六日，清廷下谕，革去刘锡彤余杭县知县职务，从重发往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草率定案，予以革职。

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睿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其他人员也以拟罪，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章浚革去训导之职．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毕秀姑不避嫌疑，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不遵礼教，革去举人．陈湖因监毙、钱宝生病故，免去刑罚。

杨毕冤案历经三年又四个月，案情曲折，轰动朝野。杨乃武出狱后，以养蚕种桑为生，民国3年（1914）患疮疽不治而死，年74岁，墓在余杭镇西门外安山村。毕秀姑出狱后，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为尼，法名慧定。民国10年（1930）圆寂，年76岁。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着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1.清朝四大奇案·天涯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