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主要是物质的遗存，或者说是遗物与遗迹。而这些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的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的研究集中在对过去的研究上，包括过去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所以它的研究对象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比如英国的考古学下限是诺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国是加洛林王朝的覆灭（987年），美洲各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中国的一般是以明朝的灭亡（1644年）为下限。近年来，英国出现的中世纪考古学（Medieval Archeology）则把时间下限推进到了1640年。而美洲各国的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eology）则研究近代工业初期的遗物。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下限都会自然地向后推移。

从考古学研究整体来看，通过探讨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能够说明的问题仍然有限。而整个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的全面结合，才能够把考古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人们认为，在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同样的分析原理、同样的操作手段，对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的对象进行分析的前提下，自然科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的对象属于现代还是古代。

由于研究的对象来源于考古遗址，而它又是当时的环境或人的行为的产物，自然蕴含着有关古代环境和人的行为的信息。顺应国际、国内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考古研究所于1995年决定在60年代起步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体质人类学研究、化学分析的基础上，增设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成立考古科技中心。建设、发展考古科技中心是正在做的第三件事。现在，人们考古科技中心正在进行测定遗址的绝对年代；恢复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研究古代人类的族属和风俗；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测试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金属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结构，确认不同时期古代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和原料产地；比较准确、科学地探明遗迹、遗物的分布状况；建立各种考古资料的数据库；对遗址进行形象复原；以青铜器进行保护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总之，自然科学被引进到考古学研究中，开发出以往不能涉及的领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确度。这一切又将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一直持续下去。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材料的）新发现。展望21世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必将把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天地与新的水平。

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各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都是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古代历史时期，所以它的上限是人类出现，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诺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加洛林王朝的覆灭(987年)，美洲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C.哥伦布（约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1492年)。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年)。考古学与远古的恐龙时代、近代史、现代史是无关的。

近一时期以来，英国有“中世纪考古学”，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年)；又有所谓“工业考古学”，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在美洲，则有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它们的年代范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美洲各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的所谓“工业考古学”、美洲的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实际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局限于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这样，便把许多文明古国的历史时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之外，这也是不妥当的。考古学不研究近代和现代，而是研究古代，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要究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历史，就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学，因而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就等同起来了。

作为实物资料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有些人望文生义，只看重一个“古”字，以为只要是考证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据文献资料，还是根据实物资料，都可算是考古学。其实，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就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但是，两者的关系虽很密切，却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都属“时间”的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但所用的资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献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狭义历史学也称为考古学，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含义的。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这就说明，考古学是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尽管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含大量自然科学方法的交叉性学科。能否更加全面地在考古学研究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已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鉴于此，有必要认真探讨考古学方法的创新问题。

多年来，考古学一直强调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确实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也必定是考古学的最为坚实的基础。在回顾这两种方法的形成过程时，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考古学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引入的，类型学则受到生物学的启发。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发展过程证明，它们都是通过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逐步完善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地层学。丹麦地质学家斯坦诺于17世纪提出叠置律、连续律、水平律这样三个地质学的定律。叠置律是指未经扰动的地层，年代早的沉积在下面，年代晚的沉积在上面的规律。连续律是指未经后期变动的原始地层，在横向上连续延伸而逐渐尖灭。水平律是指地层的原始产状是近乎水平的。考古学家把这三个定律引入考古学，开始时同样是按照水平层划分地层，年代早的地层在下面，年代晚的地层在上面。后来在发掘过程中意识到这种方法不能客观地揭示当时人类的活动，于是逐步发展到按照土质、土色、文化堆积与打破关系划分地层，其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地层学已经成为考古学的第一方法。类型学的方法来自生物学的自然分类法，考古学家按照其原理确定各种遗物的形状、纹饰特征，进行排比分类，逐步建立起考古类型学。

由此人们还想到近年来在考古学中年代学方法的形成过程。20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利比依据生物死亡后体内的碳十四元素按照规律不断衰变的原理，发明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方法，并把它引入考古学。通过测定考古遗址出土的木炭、植物、骨骼、贝壳等遗存来确定遗址的距今年代。利比还由此获得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殊荣。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的准确与否一直受到一些考古学家的质疑。

经过自然科学家和考古学家长期的沟通和努力，终于建立起科学的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方法。近些年来，发掘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遗址时，考古学家都要尽可能地采集碳十四测年样品，以便测定遗址的绝对年代，确认其在时间长河中的准确位置。现在，依靠大量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的积累，分布于中国各个地区距今10000年以来的数十个史前文化类型，大致都有了自起始到消亡的年代范围。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夏代自始至终的时间，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商代后期自武丁到周代共和元年历代商王和周王在位的年代。这样，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框架基本形成。

总结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与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自然科学中某些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最后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发展过程，对人类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已经逐步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状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与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人们明显看到，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可以再现其当年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考古学文化的位置。但是这些研究不能认识当时的气候、地形、植被、动物等自然环境因素，无法探讨人的体质形态和血缘关系；对于研究包括农业和家畜起源在内的当时人的全部生产活动，各个时期食物的种类和数量，石器、陶器、金属器的制作工艺及原料配方的发展变迁等都显得力不从心；更不要说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的探讨了。

而通过把自然科学进一步引入考古学，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数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起来的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以及考古资料成分和结构分析等多项研究，则可以比较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可以高精度地确定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以及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采集、狩猎、种植、家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各个时期人的食物种类，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方法、原料及发展过程，随葬和祭祀活动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不同时期的特征，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极大地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过程。

这样，通过一个区域、一个遗址的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合作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就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全部或部分地展现自然环境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考古学综合研究成果才能真正符合21世纪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要求。而且，除了深化考古学研究本身的内容以外，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和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自然科学史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人员，也都可以从中获取珍贵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

要实现以上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加强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沟通与合作。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因此，要把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推向前进，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有向对方学习的必要。

应该认识到，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本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正在促使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应该与时俱进，以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的发展过程为鉴，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考古实践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新的尝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的创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在接受西方“新”考古学营养的同时，又进行着有意无意的对抗。这可以看作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动态现状。[2]

近20年中，考古学“新”思想影响中国的实际成果基本停留在西著介译带来的观念冲击上，中国考古界的集体效应是“拿来主义”，一些易于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如年代测定、花粉分析、动植物研究已经十分流行，甚至生态（环境）考古、聚落考古也成为广为使用的概念。但坦率地讲，这些工作与当年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发掘相比，并没有质的变化。传统考古学的激进批判者因此也没有认同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一个需要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在翻译局限与中西学术传统隔膜的双重作用下，“新”考古学理论或方法的渗透以一种混沌、含糊的方式作用于介绍者和被介绍者之间，“新”与“旧”的交锋在极其暧昧的状态下进行。对此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十分不易，但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仅仅将考古学的历史学或人类学属性之争视作观念落后与进步分野，肯定失之简单。如何超越方法论、目的论的一厢情愿而对考古学现象进行直接的思考是我们应该面对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帕蒂·ＪＯ·沃森的一篇旧作（译）中（《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特别有幸地读到了有关宾福德自我怀疑的资料。宾福德是新（过程）考古学颇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但帕蒂·ＪＯ·沃森在检讨1985年考古学的解释时不无遗憾地发现，后期宾福德的思想中出现了怀疑论的端倪。宾福德主要是对推理之于考古学解释的危险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我们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对推理而非直接观察的过分依赖已使我们学科的范式（用于描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用于解释的概念系统）含混不清，也使观察与解释含混不分，它们共同置身于人工复原起来的关系中，因而导致了某些结论的荒谬性。”宾福德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我们对过去所进行的推理性复原的精确性，直接依赖于那些作为我们推理基础的前提观点的精确性，而我们既不能用考古记录也不能用那些复原起来的过去来验证那些作为前提的观点。

在中国，因文化隔膜和对理论的缺乏兴趣，对“新考古学”除了虔心的介绍与不自觉的拒斥外，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正面的批评。相比西方学术总是被一大套具有哲学背景的理论包装之下，宾福德的这段自我怀疑的说辞倒是通俗易懂，揭开了这座“科学大厦”的结构性破绽，这或许印证了立难破易的古训。宾福德到底“破”了没有呢？我们依然没有底。但当读完帕蒂·ＪＯ·沃森先生的这篇大作，终于可以这样认为，宾福德的怀疑论至少与他的新考古学一样有道理。

帕蒂·ＪＯ·沃森是个客观可敬的学者，但作了一篇并不成功的文章，她试图批判怀疑主义，结果倒可能助长了怀疑主义。帕蒂·ＪＯ·沃森对考古学前途“不感到过分的失望或盲目乐观”的依据有二，“第一，绝大多数的田野考古学家一直在满怀信心地追寻真正的过去，虽然……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第二个原因是，了解考古学的坚固后盾——‘真正的过去’不仅仅对……专业的考古学家，而且对那些业余考古学家和普通大众，同样是极具魅力的……”。一望便知，考古学存在理由，而宾福德怀疑的是考古学的科学前景。理由不需要通过科学论证，但考古学的前途能够取决于“坚固”的群众基础吗？

帕蒂·ＪＯ·沃森对怀疑主义辩驳的“失误”无意中提出了考古学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迷失学科的本质？宾福德欲弃不能的“直接观察”是什么意思？帕蒂·ＪＯ·沃森将乐观信念寄托于“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田野考古学家”，大约是指“田野考古学家”总能挖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吧？俞伟超曾有个有趣的比较，他将西方新考古学与五十年代末期中国考古专业学生对统计陶片的厌倦情绪看作是同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这股潮流鼓动的是“透物见人”，但在新考古学的不懈追求下，令人生厌的器物分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换成了望而生畏的概念堆砌。这或许正是宾福德的忧思所在？

当前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些学者利用DNA分析技术，得出了中国现代人的祖先是在大约距今20万年前后，由非洲大陆辗转迁徙来的结论，说他们不是在中国大陆上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类的后裔，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类在自己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因迄今还不能完全讲清楚的原因都消亡了。

这个观点对传统的认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过去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古人类的学者，都是根据古人类化石研究其体质特征的变化，根据古人类留下来的遗物，主要是石器，研究其文化的传承，无论从体质特征的研究，还是从文化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是渐进演化而来，看不出有任何突然的变化。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运用高科技得出的结果，但也不能轻易否定由几代人做出的原有结论。我们希望能将分子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以及古环境学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通过扎实的、大量的、细微的工作，找出更多更可靠的证据，得出科学的结论。

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考古学的传入中国，极大地支持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对传统“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破坏，和疑古学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并成为主要担当者；

青铜时代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使传说的夏、商、周历史变成了信史：

铜石并用时代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与传说的尧、舜、禹相当的龙山时代是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其中有些地区已率先出现国家，进入文明；

新石器时代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文明因素已开始出现，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独立起源的而非外来的；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建立，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

从旧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表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今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有着独有的特点。

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建设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人们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期待着中国上古史建设有新的突破，期待着年轻一代加入这个研究者的行列。

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3种涵义：

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

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

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已有它的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确认的定义，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考古学一词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

因此，可以从共同的理解出发，考虑到上述的3种涵义，给考古学下定义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各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都是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古代历史时期，所以它的上限是人类出现，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诺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加洛林王朝的覆灭(987年)，美洲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C.哥伦布（约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1492年)。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年)。考古学与远古的恐龙时代、近代史、现代史是无关的。

近一时期以来，英国有“中世纪考古学”，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年)；又有所谓“工业考古学”，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在美洲，则有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它们的年代范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美洲各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的所谓“工业考古学”、美洲的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实际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局限于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这样，便把许多文明古国的历史时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之外，这也是不妥当的。考古学不研究近代和现代，而是研究古代，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要究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历史，就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学，因而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就等同起来了。

作为实物资料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有些人望文生义，只看重一个“古”字，以为只要是考证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据文献资料，还是根据实物资料，都可算是考古学。其实，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就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但是，两者的关系虽很密切，却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都属“时间”的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但所用的资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献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狭义历史学也称为考古学，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含义的。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这就说明，考古学是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尽管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假使没有考古学的话，我们无从了解人类演化。考古学目的在于了解更多关于过去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事实。人类有超过99%的历史是在史前史，当时的人类并未使用文字，因此并未留下关于他们自身的文字记录，以供我们研究。在欠缺这种书写文字的资源下，了解史前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古学。许多关于人类历史的重大发展发生在史前史，包括在旧石器时代发生的人类演化，当时在非洲，人族从南方猿人发展而来，最终成为当代的智人。考古学也找出许多人类技术演进的讯息，例如使用火的能力、石器的发展、炼铁术的发明、宗教的源头，以及农业的创造。假使没有考古学的话，我们无从了解在人类在没有书写文字的年代，所发生的演化与技术变迁。

①发现、发掘记录和保护过去人类物质遗存，揭示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包括他们存在的物质性背景。

②重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的古代遗存所代表的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③建立古代遗存 的编年序列，进而建立一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史。

④解释由古代遗存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和文化过程所具备的规律性。

考古学家并不全部服膺同一套考古学理论取向。当考古学于19世纪晚期开始发展，第一个考古学理论取向是文化史考古学，它所具有的目标是解释文化为何改变和调整，而不是仅仅强调这些文化曾经产生的事实，因此强调历史特殊论。

在20世纪初期，许多考古学家研究的是与现存社会(例如美洲原住民、西伯利亚人、中美洲人的社会) 有所关联的过去社会，他们依循直接历史取向，比较在过去与当代族群及文化群体之间的连续性。在1960年代，由宾佛与傅能瑞等美国考古学家所领导的一场考古学运动，反对当时已经建置完备的文化史考古学。他们提议一种更具科学与人类学性质的“新考古学”，具有假设测试与科学方法，这在后来称为过程考古学。

在1980年代，兴起了一个崭新的后现代运动，由英国考古学家所领导，包括Michael Shanks、Christopher Tilley、Daniel Miller、以及Ian Hodder，这后来称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它质疑过程主义对科学实证论与公正性的诉求，并强调自我批判的理论反思性。然而，后过程主义遭到过程主义批评为欠缺科学热情，而且学者依然争辩著过程主义与后过程主义的有效性。同时，另一个理论“历史过程论”(historical processualism)兴起，寻求整合出一个焦点，放在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所强调的反思性及历史。

现今的考古学理论采借了来自很大范围的理论思想，包括演化、现象学、后现代、结构与能动、认知考古学、功能学派、性别考古学与女性主义考古学、以及考古学系统理论等。

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有关学科的种类 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三大方面。

自然科学方面

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迹的勘探，对遗物成份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

工程技术方面

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

人文社会方面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都是分别就遗迹和遗物所提供的有关各该学科的资料，进行研究和解释。美术史学和建筑史学主要是研究发掘出来的美术品和各种建筑物遗存，就其样式、风格、年代、建筑技术以及保存方面的问题，作出判断和说明。历史学除了为发掘出来的种种遗迹和遗物提供文献上的解释并帮助判断它们的年代以外，还广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提供文献上的资料，作出详细的说明，以补考古学在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中国汉文中“考古学”这一名词，是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17世纪，考古学是指对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在17世纪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在中国，东汉（1～2世纪）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是专指研究古文经学，实际也包括古文字学。北宋中叶(11世纪)，“金石学”诞生，其研究对象限于古代的“吉金”（青铜器）和石刻。到清代末叶(19世纪)，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由于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已接近于近代考古学，所以也有人把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译为“古物学”（如1931年商务版《百科名汇》）。其实，中国的这种“古器物学”并不等于考古学，要经过系统化以后才可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

1.考古学·英语学习网

2.实物是考古学的前提与目的——从宾福德的怀疑论说起·历史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