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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span> 赫尔利希

赫尔利,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曾做过律师,担任过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1931年访问中国,1942年初任驻新西兰公使,1943年奉罗斯福总统使命前往苏联中东协调盟国对中东的政策。1944年8月,经马歇尔和史汀生建议,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罗斯福的这个安排还是有考虑的,毕竟赫尔利来过中国并且具有协调经验。赫尔利来华不久,高斯辞职,他接任高斯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只做了一年的时间,后因协调失败而被迫辞职。

中文名:赫尔利

出生日期:

1883年1月8日

逝世日期:

出生地:俄克拉荷马州

职业:政府,官员,军人

性别:男

人物简介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 Patrick Jay Hurley (1883年1月8日-1963年7月30日),共和党人,美国陆军少将,政治家,外交家。[1]

生于俄克拉荷马州乔克陶印第安人居留地,1905年毕业于浸礼会印第安学院。1908年获得华盛顿国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3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第二个法学学位。1912-1917年在乔克陶地区任律师。一战中是美国陆军上校。战后继续开设律师事务所。1928年任陆军部副部长,1929年-1933年任美国战争部长,成为俄克拉荷马州州第一个进入内阁的人,大萧条中和当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一起镇压失业老兵暴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服役,授予准将军衔,在远东战区服务,任马歇尔将军的私人代表和参谋长,1941年去被包围的巴丹半岛,曾提出三次合理化建议配置食物和弹药,但最终无法解救当地的士兵。1942年任驻新西兰公使。后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先后到过苏联,中近东、印度、中国。是第一个获准访问东线的外国人,在巴勒斯坦他会见了戴维·本-古里安,但他的报告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相当的不利。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起草德黑兰宣言。

1944年晋升少将。经马歇尔和史汀生建议,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罗斯福的这个安排还是有考虑的,毕竟赫尔利来过中国并且具有协调经验。同年底接替高斯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去过延安,他本想借着美国的威势大包大揽,将双方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概答应下来,但最后却发现许下的诺言无法实现。1946年辞职,著有《1944-1945年间的蒋介石政府与红色中国人》。

为蒋卖命反共道路

赫尔利公开走上亲蒋反共道路后,为蒋奔走造势,不妨分几方面简述之

1.致力于解决蒋介石的心头之患,协调中苏关系,孤立中共。

在赫尔利之国务卿电中说:“我的报告,特别是呈送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将表明委员长对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怀疑虑。昨天他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帮助他奠定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基础,他还头一次对我就该问题对莫斯科进行的两次访问,表示赞许。“国民党很快与苏联签订《中苏条约》,斯大林承诺支持蒋介石政府,“斯大林和美国领导人一样,看来宁可支持一个虚弱的国民党政权,而不支持一个捉摸不定的共产党中国,也不赞成通过内战毁掉一方。“

蒋介石更加春风得意,“美国人也没能约束国民党劝服蒋介石,蒋介石比以前更加桀骜不驯和反复无常,不过他对美国和苏联双方都支持他毕竟是感到兴奋。“虽然美苏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但实际上又在推动着内战,中共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到了1945年春天,共产党人已对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局势更加紧张。

2.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做舆论宣传。

毛泽东曾十分愤慨地批评赫尔利“及力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国民大会是蒋介石独裁的表现,许多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中共也公开批评该会的召开不和程序。毛泽东说:“这件公案(召集国民大会),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里稍稍硬了起来。“赫尔利还极力为蒋介石作个人宣传。

在1945年4月5日的《新华日报》上曾刊登:“他(赫尔利)常常被人问起关于蒋介石的性格和志愿,他的答复是:在对日长期战争中,蒋介石曾运用他所能有的一切力量。虽然,他并无法西斯心理。他很想把他所有的一切权力,抛给孙逸仙博士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他正在为了他的国家而走向民主政府,那是他事业的目标。“在赫尔利嘴里,蒋介石成了“开明领袖“,而中国人民显然是误会了领袖的良苦用心。当时社评说:“他(赫尔利)还没有了解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没有了解中国的统一问题的真正症结。“所以赫尔利在判断蒋介石政权上存在很大的偏差。

3,不惜余力影响美国的政策取向,推动走向扶蒋反共道路。

赫尔利在华言行遭到了国务院的主张“显示灵活对华政策“的反对,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三约翰即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谢伟思(John Stewant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是现实主义政策的代表。他们多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包括中共方面。他们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的政策,决不无条件的支持蒋政权,他们对中共寄予了较大的同情和支持。

雷蒙。拉登曾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自由、民主和健全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达到的理想。共产党是美国潜在的朋友,不过我们也很可能轻易的坐失良机。“不幸被言中,美国政府确实没有抓住机会。赫尔利对中国的无知再加上他的自以为是,渐渐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谢伟思认为:“在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共的观点是误解与敌视的大杂烩。“他说“美国领导人从未充分理解或接触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几乎没有迟疑和摇摆过,不是中立就是极端敌视。无视中共的重要性和把它看作一个'全球'阴谋案团代理人这两种倾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可悲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无知、猜忌和不信任是采取正确对华政策的重要障碍。

苏联一直是美国行动的无形压力。比如伊凡.耶顿就十分武断的下结论:“根据个人观察所得直接证据,加上其他旁证,可以确立以下结论:苏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左右着它的最大卫星国-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而他所谓的个人观察竟是“所有的正式宴会他们(苏联使团成员)都出席,其团长总是坐在毛主席旁边“,以及“前使团中一成员和一名助手经常在毛主席左右,这二小组的头头表面上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而毛与传说的相反,看来身体完全健康。“仅凭这些荒诞的推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看来美国对中共相当敏感,已经有点杯弓蛇影的味道了。所以赫尔利的言行刚好符合了一些人的判断最后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一直执行了三十年。

选择

在国共之间,赫尔利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中共的《五点建议》与美国对华政策是一致的。孔华润中肯的分析国共:“确实,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他比国民党所能提供的任何纲领都重要。“另外据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报告:“我们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是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这个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意愿并能有效的履行其国内国际义务的政府。“

然而,国民政府显然不是,美国方面也有认知,“该政府(国民政府)因为由一党也就是国民党严格控制,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机构缺乏效率,中国目前的陆军和空军腐败无能,个人和财产得不到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美国希望“督促目前的国民政府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建立立宪政府,实现自由统一和团结,这对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五条建议》是美国可资利用调整国共关系的有利时机,可惜赫尔利放弃了,美国对华政策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次选择呢?

首先,这是把眼光拉到美国国内,抗战以来,美国舆论界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内战,主要报道的是国民党方面,中共一直处于被隔绝状态,仅有少数记名勇敢的记者到延安发回一些零星报道,如史沫特莱、斯诺等。但是对美国的舆论几乎是不起作用的,蒋介石才是当时的风云人物。

《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中说:“在1937年即毛泽东在等上天安门之前的十二年,另一位中国领袖主宰着美国的头版新闻……《时代》杂志宣布由于蒋委员长及夫人的勇敢而授予他们这一年度的'当年伟人夫妇'称号“,更有甚者,蒋介是和他的夫人被誉为“最开朗最爱国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尤其是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一方面为中国抗战造势,另一方面“拉赞助“,积极鼓动美国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援助。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联席会议,并作了在美国国会的最有名的演讲,这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的第二位女性。

当时的全美各报对此演说均全文刊登,各界还发表了约3000多篇的社论和评论。所以蒋介石的攻心宣传还是博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以至于“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把把蒋介石的失败和毛泽东的胜利看作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而赫尔利也受到了这些信息的潜移默化。他早已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中华民国是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他来华之前,“亲蒋“的因子在赫尔利的头脑里已经存在了。

其次,赫尔利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相互作用,我认为一方面对罗斯福的政策理解有偏差。另一方面,赫尔利的行为又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赫尔利来华时,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罗斯福指示的任务是

一.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

二.增进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

三,执行某些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任务。

四,与高斯大使保持密切关系。

这是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的任务,而罗斯福的扶蒋倾向还不明显,他仍然希望调动中国一切力量结束对日战争,然而史迪威不久回国,在史蒋斗争中惨败,赫尔利开始致力于国共调停。罗斯福对于国共态度的变化是相当微妙。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国民党,正如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说:“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罗斯福对华政策长期以来比较灵活,尤其对中共方面,因为美国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约束中共,因而他自己对扶蒋反共也表现得较为谨慎。毛泽东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赫尔利在其中的个人作用是相当大的。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我接受的指示是要阻止国民党崩溃,扶持蒋介石的领导,统一中国军队,并尽可能地协助政府实现开明化,创造有利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条件“,从言辞中可清晰看出赫尔利的立场,究竟有几分是罗斯福的本意,又有几分是他的发挥,似乎已很难分辨。谢伟思认为:“他(赫尔利)是一个既有魄力、妄自尊大的人,他对其使命设想的极为广泛,声称拥有总统授予的最彻底的全权,并在那一极为微妙对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中,撇开国务院而完全独立行事“。

由于赫尔利个人的主管倾向,他在向总统的汇报中存在不实之处,比如他将谈判失败推到中共身上,他说:“它(国民党)给了共产党想要的东西,但却没有要求共产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这一点我在五点协议中提出过因此在政府改革期间和之后,都仍然存在共产党武装发动内战的威胁“。中共在他的眼里成了阻碍统一,挑起内战的一方。

这样混淆是非的言论对罗斯福的决策起到了一些消极作用。

我还认为有一点须引起关切,罗斯福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对赫尔利的干涉很少,存在客观原因,比如二战后期,罗斯福忙于欧洲战场(1939年9月1日~1945年5月8日),无暇东顾尔赫尔利发表四月二日公开言论距离罗斯福去世仅几周,体力疲惫的罗斯福做出的判断很值得怀疑,《病夫治国》中就十分尖锐地指出:“(某些历史学家)它们严厉地批评晚年的美国总统,他们认为,他那是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赫尔利来华的背景便是使蒋矛盾白热化;而史迪威最后终究没能斗得过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沮丧回国。史迪威事件对赫尔利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史迪威的失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谢伟思认为:“召回史迪威政策的意义或许可以讨论,但此事标志着美中关系又倒退了一步。则是毫无疑问。“赫尔利从中认识到“扶共“是不行的,史迪威的那套已经不被美国政府支持,而赫尔利将选择另外一条路。

资中筠教授曾说:“史迪威事件,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向助蒋反共方面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赫尔利善于见机行事,不愿重蹈复辙,只好乖乖就范,另外赫尔利对蒋态度是温和的,一反史迪威的强硬作风,他从史迪威的教训中学到:“施加压力的策略是不明智的,并正在被放弃。“所以赫尔利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压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赫尔利只是让中共的单方面的让步,不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劝其退步,所以谈判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

处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便宣布自己是一支无产阶级政党,在1921年7月的一大上,中共确立其纲领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以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在二大上明确党的最低纲领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所以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中共与美合作的障碍,互相都不够信任,自从苏联十月革命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共一直被美国政府看作是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受到美国的排斥,而国民党往往以反对共产主义博得美国的支持。1943年3约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声称:“至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这仅仅反映了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对立。这些理论不仅不符合中国民族生活之必需,而且他们已与中国本身的文明精神相对立。“我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重视但不能过分夸大,毕竟意识形态只是用来解释统治者统治国家合法性而制造出来的,真正决定国家的仍是国家利益,比如二战期间,中美苏联关于对抗法西斯,所以意识形态的对立虽然是中共与美合作的一个心理障碍,但绝不是说中共和美国政府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赫尔利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是中国内战的爆发。虽然美国和苏联一样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范宣德曾直言不讳的说:“干涉中国内战将得不偿失,卷入中国内战将给我们造成严重困难,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罗斯福在世时极力的调解国共,就是为了避免内战。戴维斯说:“大使馆人员沮丧-我和他们一样忧虑-的是赫尔利使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入的卷入蒋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斗争。“赫尔利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倾向,美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由“友邦“变为“内战凶手“。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非常明白,假如没有美国的运输机和军舰,替中国政府把军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即使中共要打内战,也是没有对手的。假如没有美国庞大的剩余军火接济中国政府,既是中国内战发生,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残酷。假如没有美国一面倒的所谓调停,则中国内战双方,也会找到和平方法的。“美国选择了错误的路线,适得其反卷入中国内战的泥潭不可自拔。

美国一向以天赋使命自居,向全球推广他的民主和自由。虽然美国采取种种方式力促“中国政府开明化,加强民主程序,规定个人基本权利,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但扶蒋反共政策使蒋介石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的理想主义目标变得遥遥无期。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说:“美国的政策是他对远东事务的总方针的必然结果-他的理论假设和政治即到一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不愿诉诸武力和随时准备维护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美国的态度中是根深蒂固。人们认为它是爱国精神的精华,然而,它对美国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却构成了不可避免的和无处不在的限制。“

赫尔利在华行为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局势。以两条路线的争论发端,共产主义受到极端敌视,麦卡锡主义盛行,许多主张灵活对华政策的外交专家受到抵制,比如三约翰,赫尔利直接参加了对他们的审查。

历史回顾

回顾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这段历史对我们当前的对美外交又有什么启发?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思考的。1945年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任何一种选择带来都会是截然不同的图景。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更加体会到了“沟通“的重要性。美国之所以走上扶蒋反共的道路,与美国对中国的“无知“有直接关系。迈克尔.沙勒认为:“美国对华关系往往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方面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利益的迥异赫两国之间肤浅的相互理解。“他说:“从中美之间的交往之初,彼此之间就有误解,这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根本的差异。彼此之间都用自己的标准和价值来看待对方的道德和进步。“尤其是40年代中期美国一方面对国民党存在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一无所知,虽然派观察组到延安,但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所以赫尔利的选择也可看作是历史的选择,充满了误解和隔阂。

在美国的内部曾出现现实主义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争论。我们该怎么看这场争论?有的学者及力颂扬外交专家的现实主义政策。然而这两种路线从落脚点来说是一致的,既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们的分歧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扶蒋反共政策也是为了维护美日在华利益,只是在客观效果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使美国在远东尤其在中国变得日益被动。

另外对40年代中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中赫尔利的角色问题。俗语说:时势造英雄。当然赫尔利不是英雄,但他在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应该夸大。他在遭遇误解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的误解,所以说扶蒋反共政策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内战征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寻求美、英、苏、法等大国的援助,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但美、英等国家,基于自己的利益,对日本侵华采取“中立”政策,持“不干涉”立场。1938年以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事不断扩大,使美国在华利益受到很大影响,中美关系才出现转机。美国在外交上向日本施加压力,并在经济上给予中国国民党支付一定的支援。在这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美关系虽时冷时热,但总的趋势还是美国不断增加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表现在: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美国外交当局发表声明,强调重庆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在1941年3月8日~1941年12月8日的日美会谈中,美国国务卿赫尔也比较强硬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要其从中国大陆及印度支那半岛撤出所有陆、海、空军及警察武力的要求。美国还提出与日本一起放弃在华的所有治外法权。这在政治上,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很大的支持。同时,美国在1939年和940年两年里,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贷款,以稳定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经济。1939年,美国政府废除了《日美通商条约》,停止供给日本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这种“经济制裁”,使日本的侵华战事受到了一定限度的限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的转变,当它将中国国民党政府作为其世界范围内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交战的战略盟友,就尽可能在经济上和军用物资上援助此时已明确担当中国抗日战争领导者的蒋介石集团。虽然美国的垄断资本财团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有更深远的对战后世界格局的考虑但其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却也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必要经济条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又占领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并在1941年12月下旬已攻到马来亚的北部。美军的失利,使得美国寄希望于中国战场,要求中国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拖住日本军队,减少或削弱日本对美国阵地施加的军事压力。美国为了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战,配合盟军在远东地区发挥作用,以走向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支持。这种支持表现在:

(一)积极主张给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以世界大国的地位。

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世外桃源)会议”。1941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拟定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作为四大国(美、英、苏、中)之一,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反法西斯联盟的核心地位上面。

(二)在军事上,由于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盟军在中国、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和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委派史迪威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指挥官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把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改变为美国第十大队,划归中国战区,帮助中国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不断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其空军还把大量的军用物资通过艰苦的“驼峰”飞行,空运到中国西南地区。另向中国提供军事借款。

(三)在经济上,美国在1942年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贷款2亿美元,同时为了帮助中国国民党政府稳定通货,协助中国国民党政府收购中国市场的法币。这对稳定中国的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政府及其垄断财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是出于维护其全球战略考虑,借助中国人力进行对日战争。新型的美国垄断资本财团,在二战前夕虽然迅速扩展,但未能称霸世界,是日本裕仁、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主义者为美国垄断财团提供了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机会。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法国已成德国附庸,英国也破败不堪,德国又在苏联的坚决抵抗下大伤元气。

惟独日本在中国保持着胜者的态势,而其统治集团却不自量力,悍然向美国开战。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表面看是被动的,但实际上却是其垄断资本财团求之不得的。而美国一参战就成为盟军的领导者,将中国(国民党政府)纳入其势力范围。国民党政府也由此得到继续其统治的条件,因此,全面投靠美国,成为其盟友,并由此而坚持抗战,同时也强化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根基。

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了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1944年12月,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

参考资料

1.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 ·是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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