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wei） 福州市辖区、港区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州市东南部，闽江北岸，现辟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马尾是一个具有河口港性质的以海洋运输为职能的港口，同时也是一个军港。现建有万吨级和5000吨级泊位各2个，年吞吐量达230多万吨。这个港远在公元1世纪就与国外有通商往来，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中文名：马尾造船厂

外文名：The Mawei shipyard

别称：福州船政局

建造时间：19世纪中末叶

带领人：李鸿章、左宗棠

地址：江滨东大道139号

马尾造船厂，又称福州造船厂，Foochow Arsenal，是19世纪中末叶中国结构主要的几个造船厂之一。当时正是在清政府的李鸿章与左宗棠所带领的洋务运动下建设而成。造船厂位于福州（Foochow）辖内的马尾（Mamoi）港，距闽江（MIn River）有数里之远。

马尾造船厂[1]

解放之后的50多年历史，船厂的老人们都不愿意多谈。“我们已经从造船业的国家队沦为地方队了。” 林樱尧说，其间经历了合并、“文革”、改制，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不少人把解放后船厂没有重新崛起的原因归结为台海备战，国家不愿意在福建投资重大项目。

但更现实的原因则是自然条件，据专门研究福州城市近代化的学者林星介绍，到民国初年，闽江河道因为久未整治，泥沙淤积已然非常严重了。由于常年疏于治理，马尾港淤塞日久，造不了更大的船只，所以才有了造船工业大规模北迁上海、大连等地。

如今，船厂在大门口挂起了“工业旅游”的牌子。每次有客人来厂里参观，林樱尧总要带着他们看看轮机车间，“走过这个车间，就是走过了中国工业的140年历程。”这句话，他常常挂在嘴边。但是，140年的传承只留下了这栋空荡荡的厂房，个中滋味，让人难以言说。

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工程师们，一度站在世界工业科技的顶峰，但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他们的个人命运显得微不足道：要么在海峡对岸从零开始，经营中国的造船事业；要么散落在世界各地，演绎着个人的故事，再也没有人回到马尾。

在带着记者参观厂史馆时，林樱尧说：“太多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继承下来，就连这些历史，等我退休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管理。”

140年的历史仿佛是在循环，而不是传承。旧的政权被打倒了，随着他的一切都要被砸烂，包括人才、技术，已经积累的文化、制度上的精华都被唾弃。

深入踏访马尾船厂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迷失在他140年的庞杂历史中。江面上停着的万吨轮、高耸的吊机，还有堆积如山的钢板、螺丝都提醒着我们，这是一座普通的造船厂，但废铁堆旁的一门门火炮，那座煞有介事的文物纪念碑，都给这个破落的大船厂平添了几份迷离。

黑漆漆的车间看起来跟百年前并没有太大不同，工人们围在满是油污的桌前打扑克，打发着上班前的无聊时光。当历史再向前的时候，他们很难不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就像140年间，在这里打过铁、造过船、读过书、钻研过航海术的那些普通人一样。人们只善于铭记波澜壮阔的历史，细节却总是被忽略。

1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船厂隔壁的船政文化博物馆。这里清晰地记载了马尾造船厂和他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讲解员一长串的解说词中，胡锦涛对其中一个小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回过头来专门打听。其实，这个人物并不渺小，只是我们不善于记录，他叫王助，是美国

波音飞机公司的首任总工程师，设计监造了波音公司的第一架水上飞机，他的同事巴玉藻则是通用飞机厂的总工程师。1917年，他们来到马尾，参与创办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工程处，在这里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即使百年之后，仍然让我们仰望。

福建师范大学的林庆元教授在他的《福建船政局史稿》中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福建船政局的研究已成了热门，各种着作颇丰，但是，有关造船技术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船政局从创办到停造的40年中，造出大小兵商轮船44艘，但我们却很少看到文章，就造船技术进行研究，记录下来的只有“扬武”、“振威”等这些听起来威武雄壮的名称，以及被法国人、日本人击沉时的壮烈。

而当年左宗棠与法国人签订的合同中就曾规定：合同期满后，要教会中国工人各种造船工艺。1873年，沈葆桢就开始逐厂考核，要求中国匠徒自行按图制造，不许洋匠在旁。百余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市场换技术”的实践，而且颇有成效。鼎盛时期的船政局共有工人两三千人，但这些辛辛苦苦学来的基本技术，和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人们一起，很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甚至都没有积累下来，更谈不上改进以跟上世界工业科技的脚步。

解放之后，两岸的隔阂也让人们忘却了太多历史细节。博物馆讲解员王芳说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底，台湾红十字会旅游团一行人来到马尾，在博物馆看到船政学堂学员的作文《海军救国论》时非常惊奇，他们发现，此文作者就是台湾前“国防部参谋总长”刘和谦。

1941年7月，15岁的刘和谦考入桐梓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为抗战内迁时的名称)，这篇著名的《海军救国论》正是当时的作文题目。回到台湾后，旅游团里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刘和谦，80岁的海军一级上将非常高兴，他说，记得自己写过这样一篇作文，但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希望博物馆能够寄回。随后，通过红十字会系统，辗转多方，文章终于寄到刘和谦手里。在博物馆参观时，胡锦涛总书记认真地阅读了这篇作文。

被遗忘的细节还有很多，历史已经被人们壮阔化了。马江海战是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一幕，100多年后，身处这个让中国人血染闽江的近代战场时，人不禁会愕然：数十艘军舰、近百门火炮就在这狭窄得能看清对方面孔的江面上厮杀，无异于一场面对面的屠杀，半个小时内，福建水师9艘军舰被击沉，全军复没。

如今，船厂隔壁的昭忠祠内，巨大的坟茔埋着700多名马江战士。这段惨痛的历史被人们反复提起，但壮烈背后的细节，却渐渐被遗忘。人们只是纠缠于大将指挥方略的失误，却不思舰船、火炮技术细节的改良。如今，坟茔只是一个标志，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船厂大院里，沈葆桢当年亲手种下的大榕树依然郁郁葱葱。榕树下，同行的记者在开玩笑：如果沈葆桢看到今天船厂的境况，一定会再次勃然大怒。约访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过程，颇有些曲折，行事低调的董事长不愿意多说什么，我们揣测，大概是因为船厂太过厚重的历史反而让人难以言说。

其实，从清朝灭亡始，这个晚清最重要的造船厂就已经开始没落。1907年停造轮船，也意味着马尾失去了中国造船基地的历史地位。到今天，所谓的大国船梦，马尾造船厂早已承担不起了，他们每日操劳的只是养家糊口而已。但正是这种基于养家糊口而诞生的创造力，给了人们希望。如今，厂里拿到的订单已经够做上好几年了，船东大都是德国、日本、新加坡。虽然，这只是拿到了给别人打工的上岗卡，但显然，沉寂多年的厂区又开始焕发生机。

在老工人们的讲述中，他们如今最羡慕的是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去年6月3日，江南造船厂迎来140周年的生日。那一天，在中船集团的长兴基地，一个年造船能力450万吨的新江南厂开工建设。它将成为继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之后，中国本世纪规模更大、设施更先进、生产品种更全的造船总装基地。

中船长兴基地位于长江口，依长江，濒东海，具有8公里长年不淤、不积、不冻的深水岸线，江面开阔，水深12米，是发展造船的天然优质基地。

而放眼世界，我们的强国船梦总少不了与日本的比较。最近的一则消息是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造船大国。

19世纪中后期，福建船政局第一位留学生严复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留学英国的目的地不约而同选择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们回国后承担起日本复兴的重任，以一代人之力振兴了一个岛国，而严复在清王朝则只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却壮志难酬的一生。

其后，也便有了甲午海战，在这场中日近代文明的直接对抗中，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那些提督、管带们败在东乡平八郎们的手下。

8年抗日战争，日本人两度占领马尾船厂，大肆洗劫破坏，船厂几成一片废墟。

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却让马尾的老工人们颇为敬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坂造船所高级工程师稻井秀穗在厂里为工人们开课、讲座，教授造船之术，这个日本老人可谓鞠躬尽瘁，将自己所学尽授马尾，最后在厂里得病而死。在厂史馆中，林樱尧特地为他辟出了一个专版，和那些曾经的英烈与专家们排列在一起。

2002年，日本冲绳县4名记者来马尾船厂访问，在厂史馆里讲起稻井秀穗时，林樱尧竖起了大拇指说：“我们会永远记得稻井秀穗先生。”听到此话，4个日本记者当即站成一排，深深地向林樱尧鞠了一躬。

2003年，在马尾船厂改制过程中，据船厂负责人讲，当时有日本企业极力想收购船厂，但由于价格没有谈拢，最终不了了之。

自清王朝始，我们的强国船梦一梦百年。马尾这个曾经的梦想基地历尽百年沧桑，当梦想在新世纪扬帆起航时，马尾的辉煌与败落不该被遗忘。清朝末期的船政大臣崇善曾经总结原因：福建船政局停滞以致衰落，与其说是官吏无能所致，毋宁说是体制积弊所造成。

在探究船政局晚期的历史时，记者所能查找到的，几乎全是财政拨款的扯皮、官场的争权夺利，以及严重的贪污浪费，清王朝落后的政治体制终将船政局拖向死亡。1907年，《时报》发表一篇署名“福建人”的文章，愤怒指出：“船政办事大小人员，只以增薪请假为要图，以中饱私肥为得计。”

举清王朝之力建起的远东第一大船厂，看起来恢弘无比，实则脆弱不堪，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洋务派们所致力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终于还是毫无悬念地毁于一旦。

从“船政局”到“股份有限公司”，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今天的马尾造船厂里，没有人热衷于提所谓的强国船梦了，但新船下水时，工人们锣鼓喧天的庆祝，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真实和动人。

1866年年末，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开始在福州城内张榜招生。

那一年的春天，尚在跟随塾师苦读《四书》、《五经》的严复刚刚秉承父母之命与王氏之女成婚，而到8月，严复的医生父亲却因抢救霍乱病人感染突然死去，家境一落千丈，时年严复14岁。多年以后，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困顿时，这样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在首批投考求是堂艺局的考生中，大多都是如严复一样的福州家境贫寒之士，艺局不但包食宿而且每月发放4两银子以供家用，出于生计的考虑，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投考艺局以求出路。学生中，也有一些接触过西洋文明的开明之士，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粗通英文或是华侨子弟。

例如广东番禺人邓世昌此前已多次随父亲前往上海，见过欧洲先进轮船；而广东人吕翰此时也已毕业于上海英华学院。另有少数几人出身于开明的官僚家庭。而当时一般的读书士子，皆以应科举考功名为正业，对于求是堂艺局这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科技学校不屑一顾，更视航海为畏途。

入学考试的题目之一是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代替左宗棠接管船政局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入学后，因位于马尾的船政学堂并未建好，严复和他的百余位同学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开课。于1867年夏，全部搬迁至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而后逐渐演变为以包括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学徒班的法文前学堂和以英文授课专授驾驶、轮机技能的后学堂。魏瀚、邓清廉等为前学堂学生，而严复、刘步蟾等则为后学堂驾驶专业。

“福州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里也是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游历远东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后来这样描述马尾船政学堂。

授课全用英法文原版书，语言首先是严复们最大的障碍，然而根据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的记录，他们显然非常用功。“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4天课，就显示出他们的极为敏捷的智力，8天以后，他们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6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英语教师嘉乐尔也称赞自己的学生说：“这些年青人的资质和勤勉的结果，应该对他们同胞的冷淡态度起到酵母般的影响。”

学堂的规章制度异常严格，1867年11月到职的嘉乐尔曾提出“从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学生有一个月假期”，但并未被沈葆桢采用，学校的假期仍遵循左宗棠关于春节、端午、中秋放假的规定，并另有婚假和丧假。严格的淘汰制度也是严复等学生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艺局开办之初，共有学生300余人，但到1874年，学生已然不到200人。

1876年4月，英国战舰田凫号抵达福州，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马尾的船政学堂。他看到了大约50多个学生，第一班在做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德几何学，都是英语授课。他翻阅了几本学生的笔记，“他们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寿尔认为这些学生的智力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它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下课之后，这些学生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

除日常授课外，学生还需上舰出海实习。1871年，在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18人与前学堂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由洋教习带领往南洋出海实习之前，23个学生联合署名给他们敬重的英语教师嘉乐尔写了一封告别信：“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查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和赞许……”

之后的几十年间，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们并未违背自己对嘉乐尔老师的保证，他们中的一些甚至以献出生命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沈葆桢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毫无疑问，船政前后学堂是洋务运动中成绩最为显着，影响最为深远的的近代学校。在船政学堂的影响下，此后不久，天津、威海、黄埔、南京等地纷纷建立各类海军学堂。而船政学堂培养出的那些各类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般的身影永远无法抹去。

1.福州·马尾造船厂-中国船政梦想开始的地方·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