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旨金牌（800年前谕旨金牌！）

1961年的一天，内蒙索伦屯的老李，在洮儿河周边挖一些沙石，准备修复自家的房子。只听到"当啷"一声，手里的铁锹遇到一块硬东西。

老李弯下腰，拿起来一看，是块7厘米，长20多厘米淡黄色的金属片。

"咦？这个什么玩意儿？"老李没有多想，把它放进口袋继续挖沙。

回家后,忙于维修房屋的老李，将这个不起眼的金属片，顺手丢到自家的杂物筐里。

老李挖出来的金属片

1970年，蒙古邻居乌里冈来老李家做客，老李把金属片找出来，让他看看上边写的什么字。

乌里冈看着这块金属牌，摇着头说："我也不认识这些字。"

为了搞清楚牌子的内容，他们逐个问了村内认识蒙古文许多的老人，但是都说不知道上边写得什么。

乌里冈盯着金属牌，感觉牌子上的两字，在家里收藏的成吉思汗画像上见过，据家里的老人说，画像上的古老文字已经一种失传很久了。

金牌的文字和画像上一样

既然这样，这块牌子会不会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老李马上把这块牌子用红布包起来，放到柜子底下，像传家宝一样保存着。

30年过去了，老李的身体日渐愈下，在临终时，他把孩子叫到床边，义正词严的叮嘱："小孩，这件牌子可能是件宝贝，你要把它保留好，会有人知道上边的秘密。"

李献功厌烦地点头同意，心想："这么点东西，还能是啥宝贝！"

安葬好父亲，把这块牌子丢到自家的菜窖里，就出门做买卖了。

三年后，做生意赔了本的李献功，带上2万元的债务回到老家。

这天夜里，想到这几年只顾着忙于做买卖，家里农事都是靠老婆一人打理。

唉！欠她得太多了。李献功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突然想到菜窖的那块牌子。

天刚蒙蒙亮，他便赶忙爬下菜窖，这时候，没有多少文化程度的李献功，终于相信牌子是个值钱的宝贝。

因为在潮湿环境里呆了三年的牌子，不但被腐蚀，并且光泽度还非常好。

"能不能把它卖掉，减轻家里燃眉之急呢？"

与金牌有缘分的李献功

李献功找到乌兰浩特的收藏者刘振春，让他帮忙鉴定牌子值多少钱。

当刘振春一眼看到这块牌子，就觉得是个有意义的物品，他对李献功说："我不熟悉金属器物收藏，也不认识上边的文字，但可以帮忙找专家鉴定一下。"

刘振春讲的这个人，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张国林，兴安盟地区金属物品与古玉收藏专家。

张国林上大学时学的物理专业，对古董的材质十分敏锐，当他把金属牌放到手中掂了掂，觉得它可能是块金牌。由于黄金的抗氧化能力，远远超出普通金属，即便埋在泥土里很长时间，也不会被严重氧化。

沉甸甸的金属牌

经过检验，这块牌子含金48百分比，含银46百分比。由于黄金质地柔软，出门携带时会不便，而这块牌子巧妙地成分配制，让它的强度达到足金的4.5倍。

银与黄金混合比例达到1比1时，黄金会保留最大的原始特性，此种比例金银合金与足金的偏色并不大，假如会通过两者表层难分辨出来。

刘振春异常兴奋，尽管还不能证实这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可是制造牌子的贵金属和调料的配制，足以证明这块牌子的非同一般。

英勇善战的蒙古兵

曾经的索伦谷地，是蒙古大军通向科尔沁草原的近道，不难想象，一位携带谕旨金牌元朝的信使，在这条近道上遗失了它，使它留在连绵长流的河谷中......

想到这里，刘振春异常兴奋，他与张春林准备用12000块钱收购这块牌子。交易以前，他习惯得拿放大镜查看金属牌的细节。

忽然，他在金牌圆环里侧刻有几个汉字："张字96号"，并且"号"字是简体字，这种字体是解放后才实行的，如何会有金牌上呢？

张字96号金属牌

他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难道这是从博物馆里偷盗出的赃物？因为在挖掘陵墓时，考古人员会给出土文物编写顺序号码。

那收购和售卖这块金牌的举动，岂不违背我国文物保护法？

刘振春赶忙给金牌做了拓片，并把它们拍成照片发送给各大博物馆、文物站工作的朋友和同事们，希望有专家能认识上边的文字，并想知道它是不是被盗文物。

就在金牌的结果快露出水面时，急于脱离生活困境的李献功，看见了吉林电视台的一栏《鉴宝》节目。

他忽然觉得手上的这块金牌，可能不仅仅值刘振功他们说的12000块钱。

他向表弟借走200块钱，乘火车来到吉林电视台，把金牌交给两位专家，两位专家反复看了看，说是鉴定不了。

李献功还是想把金牌卖掉，他看到了街道一侧的金店，心想：“能把金牌当黄金卖也行啊。”

因此，他走进店里，仔细问明白了有关事项。店家同意以黄金价格收购，李献功算了一下，即便扣减1000块的加工费后，还能拿到17000多元钱。

这个价格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李献功动心了。

等朋友消息的刘振春，在家意外听见李献功急于变卖金牌，看着宝贵的国家文物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退，刘振春紧忙去每个金店寻找李献功，总算阻止了他与金店主的交易。

2001年3月25日，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刘振春，牌子上的文字，很像元朝内部使用的"八思巴"文。

当刘振春听见八思巴文时，想到了乌兰浩特文联退休后的江川，他专心研究元朝历史，应该知道这类元朝文字。

于是他们三人一起来到江川家中。

江川看到金牌，对李献功说：

"尽管牌子上的字，我不能准确地翻译，但我肯定这是八思巴文，根据把握的材料，八思巴文的牌子，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

江川还确定这块谕旨金牌，不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由于"八思巴"文字是忽必烈阶段研制的。

退休后在家研究元朝历史的江川

为了防止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为了自己能有赔偿款，李献功决定去省城呼和浩特，看有没有企业能收购这块金牌。

李献功在呼和浩特一路打听，去过好多家博物馆，费尽周折地找到历史研究所，遇到一个工作人员，他小心翼翼地把牌子取出来，问："大家看得懂这块牌子上的字吗？"

而工作人员，看到衣着简单的李献功，厌烦地摆手说："看不懂，看不懂......"

吃了闭门羹的李献功，把金牌的图片悄悄放到优点的桌上。

买好返程票的李献功，找了个旅店住下。

第二天一觉睡醒时，发觉离发车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他拿起行李就往火车站跑，急忙中，把金牌落到旅店里。

4）失而复得的谕旨金牌

历史研究所所长开会回来后，在整理桌子时，发觉桌子上的金牌拓片，立即找到所里保存的元朝银制谕旨牌图，开展仔细的对比后，发觉这两块牌子的形态、文字居然完全一样。

内蒙历史研究所的银制牌

很显然，照片上这块金牌的价值更宝贵，向工作人员问明原因后，优点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鼓励全部工作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金牌。

这几天，正巧江川也在呼和浩特开会，他找到内蒙古大学的宝音图教授，想不到宝音图看到金牌照片后，顺口读取了文字内容。

为了确定自己的发现正确，宝音图教授把此事，马上报告给分管历史研究的副校包祥。

当70多岁的包祥看到金属牌上的文字，毫不犹豫读出金牌内容：

"靠长生天的气力，皇上称号是神圣的，谁若不服，问罪致死。"

包祥仔细端详着这块金牌，激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辈子终于没白活，总算看见了祖先牌。"

为何包祥会这样说呢？这和蒙古族的丧葬习俗有关系。

由于，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觉得，死后回归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人死后秘密安葬，防止后人对其坟陵的干扰，是对逝者生前的尊重。

并且，蒙古人觉得祭奠先人，主要祭拜灵魂，因此，他们安葬尸体时并不留下任何标志。

关于这点，《蒙古秘史》有记载：

“蒙古皇族安葬后，先用几百匹战马把墓上的路面踏平，再在上边种草植树，然后派人长期守陵，直到地上不留任何印痕才能离开。”

即便成吉思汗和铁木真，以及以后的蒙古大汗的陵墓，也是这种密葬的方法。因此，考古界里很少听说挖掘蒙古贵族的陵墓，偶尔发觉元朝陵墓，大多是汉族普通百姓的。

而包祥、宝音图都是孛儿只斤铁木真的直系后裔，在她们身体内流着蒙古皇家的血液，看见了忽必烈阶段的，“八思巴”文谕旨金牌，难免激动万分。

江川一下子明白过来，立刻打电话给刘振春，让他通知李献功带上金牌，一起到呼和浩特博物馆进行鉴定。

李献功家住在离呼和浩特100多公里的索伦镇，没有电话可以咨询，因为事关重大，刘振春马上开车100多公里，找到李献功。

哪知道，看到李献功，他却一脸懊恼的说："金牌让我丢在白城火车站的旅馆里了，怎么办？"

刘振川二话没说，招呼李献功上车，接着开车1000多公里，到了白城火车站旅店，在房间的褥子下面找回了金牌。

一波三折的金牌总算失而复得。副校包祥花费6800000万美金购买后，捐赠给内蒙古大学。

存于博物馆的谕旨金牌

李献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如今，与内蒙历史研究所擦肩而过的这块金牌，静静地躺在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的保险箱里，这是世界上发觉绝无仅有的元朝金牌，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谕旨金牌上的谜底彻底解开了吗？

并没有，它身后弧形上的"张字96号"是谁刻的？为何"号"字会是简体字？为何内蒙历史研究所的那块银制牌，在同样位置也发现"丁字80号"的简体文字？

@与君读史

和大家一起，期待史学家们，进一步解开这些不解之谜......

丁字80号银牌谕旨

后记：

“八思巴”文是一种类似音标的文字，不能拼出完整发音。不同的“八思巴”文，依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律，组合在一起，那么它就能标明民族不同国家的各种语言，于是就会有“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伊斯兰文等。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疆域里有许多民族和独有的语言，在元朝，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八思巴文，因此很少人会认识。

元朝最高政府机构，正是看见了“八思巴”文这类特有性，把它巧妙地应用在军事保密方面。

在当时，假如朝廷向部队传送军事指令，会派不懂蒙古文但能流畅诵读的汉族官员，把金牌令带到部队驻地，蒙古族的驻兵孔帅，马上就明白谕旨的内容，但这位汉族官员读完谕旨的相关内容，也不会明白谕旨的意思。

这样一来，朝廷下达的军事指令就有非常高的保密性。